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 (诗篇八十六：七) 我姓好，名东。本来我是姓郝名新东，但信主后便改姓「好」，是主耶稣给我改的，就像圣经创世记内的亚伯兰，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我出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乡村，家境贫困。爸爸在外面承包一些小型的工程，修盖楼房等；妈妈是拜佛的， 在家耕田种地。我是家中的老二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五岁的时候，患了肾结石。因为看病和医药费很昂贵，所以在十五岁时，爸爸便送我去参军， 希望能在军队里得医治，将来还可以当个军官吧！在部队里，军医给我的肾作了手术。当时军医院的医疗设备很差，我躺在手术台上差不多八个小时，医生才把我肾内的石头取了出来。一个月后去覆检，医生发现我的肾里面还有很多结石，没有完全清除，所以我的肾到现在还一直在痛。

在军队里受训时，因头部受了伤，脑部神经受损，使我说话不流畅，只可以慢慢的讲。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所以在军中学会弹吉他，也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在军报上发表。感谢神，我虽然说话不流利，但唱歌也很动听，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便退伍回家。爸爸对我很失望，没想到我当军官不成，又要回来加重负担。在我退伍后的第二个月，爸爸又送了我的弟弟去参军。

弟弟被送走后，为了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，我把从军三年所赚到的金钱中取出四十五块后，便把其余的都留给了父母。我穿着退伍时的军装﹑背着吉他，离开家乡到了兰州。在兰州火车站买了一元钱的站立票，上了火车。在火车厢内看到一个残疾人在唱歌赚钱，于是我也在火车上唱歌。但车上是不准卖唱的，如果遇到列车员查票的时候，便躲在厕所内；实在躲不过的， 便被赶下车。那我就在月台上等下班车，不管是开到那里的火车，我都跳上去，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终于从兰州唱到了广州。

到了广州后，便去找工作。但那时候找工作的人特别多，每份工都有十五天的试用期，只供膳宿， 不给工钱。我曾经试过做了很多份工，每份工都花了不少心思，也吃了不少苦头。每次试用期过后便被老板借故辞退，连工资也没有。后来我在一家皮蛋瘦肉粥店里试工。凌晨一时，从广西来的师傅只是跟我说了一些煮粥的程式和方法后， 便躲在一旁睡觉。因为我没有完全记着怎么样去作，把一大盘的瘦肉和一大锅的米都烧焦了。结果老板就把我开除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，只好在广州天河体育场的草地上睡了两个晚上。

在天河体育场的地下通道里，我看到很多歌手把他们的包放在地上后，便在那里唱歌。来往的人们，会把钱放进他们的包里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包里便存了七、八十元。但是每天等着唱歌的人很多，他们一个个的排着队轮候，唱完一小时便离去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方法，便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在广州市唱歌赚钱。后来我弹吉他和唱歌的水准也渐渐地提高了，开始在一些酒吧里唱歌。那时我就有个计划，不论是刮风下雨，甚至是生病了，都要抱着吉他在唱，每天也要在银行的账户里存下五十块钱。因为我想存些钱带回家，养活爸妈，证明我不是家里的负担。

过了两年，我便回到兰州市。我是第一个在兰州市的马路边、地下通道抱着吉他唱歌的马路歌手。因为兰州市离我的家乡很近，很多亲戚朋友看到我的时候，使我很尴尬，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歌手，而是一个乞丐。于是在家乡里很多人都说：「新东在兰州市作乞丐啦！」我听到那些话很难过， 便以「郝东」为艺名，开始在一些夜总会和酒吧里唱歌。为了追上潮流，迎合市场的需要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鬈曲长发、戴耳环、戒指，挂颈链，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颓废青年，在台上演唱当时的流行曲。在兰州市慢慢地越唱越红。有了知名度后，很多大型的夜总会﹑酒吧和商演都来请我献唱。我便把存起来的钱，购置了一些音响设备，还组织了一个名叫「动力拖拉机」的四人乐队，天天流连在夜总会和酒吧里。除了唱歌之外，烟酒不离口，还故意酗酒把嗓子弄成沙哑。因为我的脾气很火爆，有时为了讲义气，常常与别人打架，所以身上除了手术后的伤疤外，还留下许多与人打架的伤痕，故此身边也有很多酒肉朋友。当时的报纸﹑电视和电台都有关我的演唱采访和报导。

虽然名利双收，但我仍不感到满足，觉得还是活在一个自己未认可的状态中。赚的钱比前多了，我也舍不得花，除了给一些母亲外，都把钱存起来，希望能献给父母，为要证明我不是家里的负担。

二○○三年初，乐队中有一个与我关系最要好的伙伴。我们除了在演唱时合作之外，很多时他也陪我去银行存款，因此他也知道我储蓄了一笔钱。有一天，他把我带到一个地下赌场，跟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赌博。不到一个月，我便把在那几年间所存的钱，和乐队演唱的收入，都全部输光了。在兰州市租的房子也欠了两个月租金，被房东赶了出来，无家可归。甚至连与我同居的女朋友，也跟那个与我最要好的伙伴跑了。后来更因为没有钱发工资，乐队的其他三个伙伴便联合起来，把我的音响设备偷走了。当我发觉被最好的伙伴欺骗﹑女朋友离弃后，极其难过。感到人生又一次走到瓶颈、跌到低谷。不知如何是好？便跑到一个朋友开的酒吧内，喝了很多酒。正当我喝得醉醺醺的时候，碰见了三个人，其中两个人是以前被我打过的。他们看到我，便一言不发，把我毒打了一顿。当我在兰州市的一个草地上醒过来的时候，已是第二天了。眼睛被血黏住，几乎睁不开。头也很痛，用手一摸，连头发也没有了。因为他们是从酒吧的二楼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拉到草地上去的。我满头满脸﹑全身都是血淋淋的；开过刀的伤口也痛得很厉害(连小便也带血)。四周的人对我视若无睹、很冷漠地从我身边经过。我便找了个诊所，让医生用纱布在头上包扎了一下。那时，我身无一文，只好回老家去了。

刚进家门，爸爸坐在坑上看到我，像个乞丐一样，就马上跑到院子里找棒子去了，我转头就走。爸爸拿着棒子一面追，一面骂：「你以前风光的时候，赚到钱也不给家里。现在弄得跟鬼一样才回来，快滚吧！」他就把我赶了出来。妈妈在后面追赶过来，给我塞了四十块钱。我便拿着那些钱回到兰州市， 在以前卖唱的地下通道，像个乞丐一般坐在地上。

刚巧我的一个学生路过那里，差点儿就认不出我来，便好奇地问：「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？」我回答说：「我现在流落街头，无处容身，什么也没有了！」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就带我到他叔叔家那里去。他的叔叔是个检破烂的， 住在一个非常细小﹑堆满垃圾，放了一张两格床的房间里。我的学生便请他的叔叔收留我，把我安顿在床的上铺后便离去。我躺在床上回想起从前参军、退伍﹑流浪、街头卖唱；在酒吧和夜总会演唱、商演...等的经历。我也曾很风光的站在舞台上演唱，接受歌迷的献花、台下有上千人的鼓掌。也曾接受电台、电视台的采访， 连新闻报纸都登了我的照片。如今却一无所有，一事无成。

过了几天，钱也用光了。觉得活着没有意义，就想到要从黄河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虽然是个无宗教信仰的人，但即使要死，也要吃得饱饱的，不想在阴曹地府挨饿。可我身无一文，只好抱着一把旧吉他，回到兰州市的地下通道唱歌，希望在那里赚够两块钱， 可以吃碗面或什么的，然后便可从黄河跳下去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虽然我头上包着纱布，身上又血淋淋的。但经过的人们都很冷漠，只投下鄙视的目光。我从下午六点唱到晚上十点，都没有人给我钱。 (未完待续)

二○一六年六月四日

漂泊的吉他 好東老師蒙恩見證分享(上)

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，因為你必應允我。(詩篇八十六：七) 我姓好，名東。本來我是姓郝名新東，但信主後便改姓「好」，是主耶穌給我改的，就像聖經創世記內的亞伯蘭，後來神給他改名叫亞伯拉罕。我出生在中國西北的一個鄉村，家境貧困。爸爸在外面承包一些小型的工程，修蓋樓房等；媽媽是拜佛的， 在家耕田種地。我是家中的老二，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。 五歲的時候，患了腎結石。因為看病和醫藥費很昂貴，所以在十五歲時，爸爸便送我去參軍， 希望能在軍隊裡得醫治，將來還可以當個軍官吧！在部隊裏，軍醫給我的腎作了手術。當時軍醫院的醫療設備很差，我躺在手術檯上差不多八個小時，醫生才把我腎內的石頭取了出來。一個月後去覆檢，醫生發現我的腎裏面還有很多結石，沒有完全清除，所以我的腎到現在還一直在痛。

在軍隊裡受訓時，因頭部受了傷，腦部神經受損，使我說話不流暢，只可以慢慢的講。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唱歌，所以在軍中學會彈吉他，也寫了很多詩歌和散文在軍報上發表。感謝神，我雖然說話不流利，但唱歌也很動聽，我相信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便退伍回家。爸爸對我很失望，沒想到我當軍官不成，又要回來加重負擔。在我退伍後的第二個月，爸爸又送了我的弟弟去參軍。

弟弟被送走後，為了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，我把從軍三年所賺到的金錢中取出四十五塊後，便把其餘的都留給了父母。我穿著退伍時的軍裝﹑背著吉他，離開家鄉到了蘭州。在蘭州火車站買了一元錢的站立票，上了火車。在火車廂內看到一個殘疾人在唱歌賺錢，於是我也在火車上唱歌。但車上是不准賣唱的，如果遇到列車員查票的時候，便躲在廁所內；實在躲不過的， 便被趕下車。那我就在月臺上等下班車，不管是開到那裏的火車，我都跳上去，就這樣過了幾個月，終於從蘭州唱到了廣州。 到了廣州後，便去找工作。但那時候找工作的人特別多，每份工都有十五天的試用期，只供膳宿， 不給工錢。我曾經試過做了很多份工，每份工都花了不少心思，也吃了不少苦頭。每次試用期過後便被老闆藉故辭退，連工資也沒有。後來我在一家皮蛋瘦肉粥店裡試工。 淩晨一時，從廣西來的師傅只是跟我說了一些煮粥的程式和方法後， 便躲在一旁睡覺。因為我沒有完全記著怎麼樣去作，把一大盤的瘦肉和一大鍋的米都燒焦了。結果老闆就把我開除，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，只好在廣州天河體育場的草地上睡了兩個晚上。

在天河體育場的地下通道裡，我看到很多歌手把他們的包放在地上後，便在那裡唱歌。來往的人們，會把錢放進他們的包裡，不到一個小時，包裡便存了七、八十元。但是每天等著唱歌的人很多，他們一個個的排著隊輪候，唱完一小時便離去。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賺錢的方法，便決定加入他們的行列，在廣州市唱歌賺錢。後來我彈吉他和唱歌的水準也漸漸地提高了，開始在一些酒吧裡唱歌。那時我就有個計劃，不論是刮風下雨，甚至是生病了，都要抱著吉他在唱，每天也要在銀行的賬戶裡存下五十塊錢。因為我想存些錢帶回家，養活爸媽，証明我不是家裡的負擔。

過了兩年，我便回到蘭州市。我是第一個在蘭州市的馬路邊、地下通道抱著吉他唱歌的馬路歌手。因為蘭州市離我的家鄉很近，很多親戚朋友看到我的時候，使我很尷尬，因為他們不認為我是個歌手，而是一個乞丐。於是在家鄉裏很多人都說：「新東在蘭州市作乞丐啦！」我聽到那些話很難過， 便以「郝東」為藝名，開始在一些夜總會和酒吧裡唱歌。

為了追上潮流，迎合市場的需要，把自己包裝成一個鬈曲長髮、戴耳環、戒指，掛頸鍊，穿著破洞牛仔褲的頹廢青年，在臺上演唱當時的流行曲。在蘭州市慢慢地越唱越紅。有了知名度後，很多大型的夜總會﹑酒吧和商演都來請我獻唱。我便把存起來的錢，購置了一些音響設備，還組織了一個名叫「動力拖拉機」的四人樂隊，天天流連在夜總會和酒吧裡。除了唱歌之外，煙酒不離口，還故意酗酒把嗓子弄成沙啞。因為我的脾氣很火爆，有時為了講義氣，常常與別人打架，所以身上除了手術後的傷疤外，還留下許多與人打架的傷痕，故此身邊也有很多酒肉朋友。當時的報紙﹑電視和電台都有關我的演唱採訪和報導。

雖然名利雙收，但我仍不感到滿足，覺得還是活在一個自己未認可的狀態中。賺的錢比前多了，我也捨不得花，除了給一些母親外，都把錢存起來，希望能獻給父母，為要証明我不是家裡的負擔。

二○○三年初，樂隊中有一個與我關係最要好的夥伴。我們除了在演唱時合作之外，很多時他也陪我去銀行存款，因此他也知道我儲蓄了一筆錢。有一天，他把我帶到一個地下賭場，跟他和其他三個人一起賭博。不到一個月，我便把在那幾年間所存的錢，和樂隊演唱的收入，都全部輸光了。在蘭州市租的房子也欠了兩個月租金，被房東趕了出來，無家可歸。甚至連與我同居的女朋友，也跟那個與我最要好的夥伴跑了。後來更因為沒有錢發工資，樂隊的其他三個夥伴便聯合起來，把我的音響設備偷走了。 當我發覺被最好的夥伴欺騙﹑女朋友離棄後，極其難過。感到人生又一次走到瓶頸、跌到低谷。不知如何是好？ 便跑到一個朋友開的酒吧內，喝了很多酒。正當我喝得醉醺醺的時候，碰見了三個人，其中兩個人是以前被我打過的。他們看到我，便一言不發，把我毒打了一頓。當我在蘭州市的一個草地上醒過來的時候，已是第二天了。眼睛被血黏住，幾乎睜不開。頭也很痛，用手一摸，連頭髮也沒有了。因為他們是從酒吧的二樓拽著我的頭髮，把我拉到草地上去的。我滿頭滿臉﹑全身都是血淋淋的；開過刀的傷口也痛得很厲害(連小便也帶血)。四周的人對我視若無睹、很冷漠地從我身邊經過。我便找了個診所，讓醫生用紗布在頭上包紮了一下。那時，我身無一文，只好回老家去了。

剛進家門，爸爸坐在坑上看到我，像個乞丐一樣，就馬上跑到院子裡找棒子去了，我轉頭就走。爸爸拿著棒子一面追，一面罵：「你以前風光的時候，賺到錢也不給家裡。現在弄得跟鬼一樣才回來，快滾吧！」他就把我趕了出來。媽媽在後面追趕過來，給我塞了四十塊錢。我便拿著那些錢回到蘭州市， 在以前賣唱的地下通道，像個乞丐一般坐在地上。

剛巧我的一個學生路過那裏，差點兒就認不出我來，便好奇地問：「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我現在流落街頭，無處容身，什麼也沒有了！」他看到我狼狽的樣子，就帶我到他叔叔家那裏去。他的叔叔是個檢破爛的， 住在一個非常細小﹑堆滿垃圾，放了一張兩格床的房間裏。我的學生便請他的叔叔收留我，把我安頓在床的上鋪後便離去。我躺在床上回想起從前參軍、退伍﹑流浪、街頭賣唱；在酒吧和夜總會演唱、商演...等的經歷。我也曾很風光的站在舞臺上演唱，接受歌迷的獻花、台下有上千人的鼓掌。也曾接受電台、電視臺的採訪， 連新聞報紙都登了我的照片。如今卻一無所有，一事無成。

過了幾天，錢也用光了。 覺得活著沒有意義，就想到要從黃河跳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。我雖然是個無宗教信仰的人，但即使要死，也要吃得飽飽的，不想在陰曹地府挨餓。可我身無一文，只好抱著一把舊吉他，回到蘭州市的地下通道唱歌，希望在那裡賺夠兩塊錢， 可以吃碗麵或什麼的，然後便可從黃河跳下去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雖然我頭上包著紗布，身上又血淋淋的。但經過的人們都很冷漠，只投下鄙視的目光。我從下午六點唱到晚上十點，都沒有人給我錢。(未完待續)

二○一六年六月四日